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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自珍的学佛之路

  龚自珍的学佛之路

  中国近代史上有三个重要人物:林则徐、龚自珍和魏源,他们既是朋友,又都是当时在社会上大声疾呼,锐意进取,要求改革自强的风云人物,他们的思想、著述和功业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们不光是提倡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,还是虔诚的佛教徒。林则徐曾手书《金刚经》等五种经咒,题作“行舆日课”随身携带。龚自珍自称“震旦佛弟子”,魏源则受了菩萨戒。
  
  在一般人心目中,像他们这些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人,怎么会与“消极出世”的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呢?其实,佛教不光只是具有出世的一面,还有更为积极入世的一面。大乘佛教极力提倡的“不为自己求安乐,但愿众生得离苦”、“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”的愿心也与“世界大同”的理想相吻合。
  
  佛教倡导“悲智双运”、“大雄无畏”的精神而行菩萨道,强调“自觉觉他”、“愿一切众生永具乐及乐因,愿一切众生永离苦及苦因”。这不但是解脱的根本,从世间法角度讲,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、报效国家等思想的进步,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璀璨景象,激励着像龚自珍、林则徐、魏源这样的志士仁人们去实现济世救民的伟大理想。
  
  本文简略叙述龚自珍的学佛经历,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对社会人生的进步作用,以及它对近代中国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。
  
  龚自珍从小就有佛缘。二十九岁时,他正式起信学佛,作《发大心文》,文章洋洋洒洒近三千字。文中说:“伏以人身难得,佛法难闻,我今得少善力,得生人中,正像云遐。末法现在,欲报大恩,须发大愿。”他先发愿要断灭贪、嗔(怒)、痴三种自心烦恼,继而发心正思维,然后发誓待自己成就后,要度尽一切众生。
  
  魏源曾在《定庵文录叙》中叙述龚自珍的学术成就:“于经通《公羊》、《春秋》,于史长西北舆地,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,以周秦诸子、吉金乐石为崖郭,以朝章国故、世情民隐为质干。晚尤好西方之书,自谓造深微云。”最后一句的“西方之书”即指来自西土印度的佛教经典,可见龚自珍对自己在佛学上的造诣是很自负的。
  
  龚自珍从小就有佛缘,他自称有“慧骨”,幼年随父亲在北京住在法源寺附近,保姆带他入寺玩耍,他“辄据佛座嬉戏,挥之不去”。
  
  长大后,他也经常逃学到寺里,看僧人诵经拜佛。他的前辈和朋友中有不少精于佛学的居士、学者,在和他们的交往中,龚自珍耳濡目染,逐渐增加了佛学知识和对佛法的兴趣。二十九岁时,他正式起信学佛。他写了几首诗,告诉妻子“我欲收狂渐向禅”,并且准备过“一卷金经香一炷,忏君自忏法无边”的生活。
  
  忏悔是诚信的第一步,从此他开始了对佛教虔诚的追求。他记述自己刚开始学习修禅时万虑纷呈的烦恼:“结习真难尽,观心屏见闻。烧香僧出定,哗梦鬼论文。幽绪不可识,新诗如乱云。鲁阳戈纵挽,万虑亦纷纷。”
  
  为了屏除杂念,免蹈绮语戒,他写了《戒诗五章》,立志戒诗。龚自珍学佛是有师承的,他自称比他年长二十六岁的学者江沅是他学佛的第一导师。在《与江居士笺》中,他说“自珍之学,自见足下而坚进”,并且深情地感激江沅,认为江沅引他走上学佛之路,是教他求“无上法宝”、“无上医王”和“万劫息壤”。
  
  江沅的老师彭尺木居士号知归子,信行净土宗,是近代居士佛学的开创者。《龚自珍全集》中有一篇《知归子赞》,称“震旦之学于佛者,未有全于我知归子者也。”认为他是“大菩萨度世示现”,备极推崇。所以龚自珍也是由净土宗起信的。
  
  他不仅发大愿,更勉力持行,首先是诵经和持咒。龚自珍读过的佛经很多,在北京时,他曾向镇国公容斋居士、龙泉寺僧唯一借阅佛藏。在《龚自珍全集》中有五十篇有关佛学的文章,是他学佛的结晶。他不只是一般地读经,还对佛经进行校勘整理,指出佛经翻译方面的错误,《全集》中的《正译》七篇和《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》都是这方面的文章。另外还有对所读佛典大义进行评述的《最录》十八篇,可见他用功之勤。他曾发誓要在八年内诵念大藏中“贞”字函《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》五十九字真言四十九万遍,并设立记数簿,要求自己不论行站坐卧中都持诵不已。
  
  其次,除了自己用功修行,他还广施功德。他曾和妻子何撷云一道“敬舍净财,助刊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》成,并刷印一百二十部,流传施送”。又把中国古代高僧的著作编为《支那古德遗书》,并抄录二百本施送给各寺庙。在北京时,他还为龙泉寺募捐造藏经楼,写了《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》以作广告。
  
  四十二岁时,龚自珍接触了天台宗的书,并转而喜好天台宗。天台教理更能满足他对佛教知识的探求。他四处搜求天台宗的书籍,诗中也多次提到天台宗,如“我说天台三字偈”、“重礼天台七卷经”。他说:“自达摩至惠能,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欤?”因而他又自号“天台裔人”,居室称“礼龙树斋”。益大师像,还在家里供奉天台智者大师的檀香像。
  
  1837年,也就是龚自珍四十六岁那年的“九月二十三日夜,不寐,披衣起,菊影在扉,忽证法华三昧。”为此,他写下了一首诗:“狂禅辟尽礼天台,掉臂琉璃屏上回。不是瓶笙花影夕,鸠摩枉译此经来。”记录了他开悟后的欣喜之情。
  
  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和奉持,给他的社会观、人生观都带来很大的影响。佛教思想既是他信仰的内容,也是他用来批判封建社会制度的有力武器,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、要求变法革新的精神法宝之一。在他一首名为《题梵册》的诗里,他大胆地贬抑儒教、推崇佛教,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:“儒但九流一,魁儒安足为?西方大圣书,亦扫亦包之。即以文章论,亦是九流师。释迦谥文佛,渊渊劳我思。”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,没有什么可高贵的,而佛学却能囊括九流,可以为九流师。在统治者定孔子为万世师表的时代,龚自珍毅然地表现出他蔑视儒家道统的叛逆精神。
  
  有趣的是,龚自珍还用佛法解决自己的感情矛盾。他有两首诗,叙述了他的一次恋情。第一首《纪游》,写他在春天的某个傍晚与一个可爱的女子在湖边相会,两人心有灵犀并依依惜别。
  
  第二首《后游》,写他三天以后又独自来到湖边,睹景思人,无限惆怅,因为他们的相恋是不被现实允许的。从清晨到傍晚,他一直徘徊不归。在饱受感情的折磨后,他忽然想通了:“我闻色界天,意痴离言说。携手或相笑,此乐最为极。天法吾已受,神亲形可隔。持以语梅花,花颔略如石。”这里的色界天,应作欲界天,龚自珍误记。
  
  在佛教欲界天的上界,异性只要相互握手或相视一笑,就可获得满足。龚自珍通过这样的“天法”为自己找到了解脱的法门,也为他的精神恋爱找到了理论依据,这使他从常人难以排解的痛苦中走了出来,恢复了内心的平静。龚自珍在诗中承认无言有意、形神相隔的情,这种处理感情的方式很有现代意义。
  
  总之,龚自珍在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佛学的研究和实践,有修有证,取得了一定成就,但他最终并未完全走上空山归寂的道路。
  
  他崇信佛教,更关心中国的现实。他把佛学作为精神源泉之一,对佛教哲学的思考和对佛典的诵读开阔了他的视野,锻炼了他的思维,也丰富了他的思想。这使他得以跳出儒家传统思想的藩篱,用更加超越的目光去审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。这也是他的思想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原因之一。
  
  他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展开一代风气,也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。后来的维新派像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留意佛学并从中汲取养料,皆与龚自珍的启蒙有关。谭嗣同以佛学理论为基础写《仁学》呼吁冲决封建社会的罗网,就明显受到龚自珍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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