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催人泪下:妻子生病 丈夫心力交瘁而死(二)

  看病吃药,对这个家庭来说,此前从来不是大问题。从上世纪70年代,马国林在旗交通局下属的货运公司参加工作开始,一家人便与全国城镇地区几乎所有的劳动者一样,享受着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。即使是家属生病,也能报销医药费的一半。

  但是,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,一度红火的货运公司像无数国有企业一样逐渐衰败。王翠霞的医药费发票,一分钱也报不了了。

  1997年,王翠霞从货运公司调入了旗公路养护段。尽管这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,但是,在这里,王翠霞的医药费同样一分钱也不能报。

  “上级每年拨款130多万,只够这里100多人一年的工资,”公路段段长说,“从情理上讲,我们应该解决,可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和财力啊!”

  这家单位已经有10多年没有医疗报销规定,只是每年给职工发放一点医疗费:在职职工工龄10年以下的每年药费30元,工龄11年~20年者每年药费40元,21年以上者每年药费60元。超出部分自理。

  同样糟糕的是,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那时还远没有确立。在2004年以前,这家单位未参加任何社会医疗保险。

  王翠霞突然发现,自己完全丧失了医疗保障。她并不知道,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,全国有半数左右的城镇人口和七八成的农村人口,像她一样,渐渐失去了医疗保障。

 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,看病吃药的担子,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。

 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。“肌体全紊乱了,”马铸铭说,“心脏开始积液,肺部、肝脏积水,全身浮肿,高血压,贫血……”

  “没想到,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,还远远不够”

  1998年1月,春节前,父子俩揣着2万元,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。

  诊断之后,大夫说:换肾吧。“那得多少钱哪?”“先交5万吧。”父子俩顿时傻眼:“这么多?!”医生说:“至少也得4万。”“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,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。”马铸铭后来说。“没想到,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,还远远不够。”
 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。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,自然不知道,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,当人们的工资以10~20倍的幅度上扬,医药费用却以100~200倍的速度上涨。

  一下子,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,“20块钱一晚,真舍不得啊。”马铸铭说。于是,每天晚上,父子俩像“游击队员”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医院大楼里,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,找地方睡觉。“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,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。”马铸铭说。

  大厅,楼道,水房,地下室,从1层到13层,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,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。

 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,躺在上面硌得发慌,不能睡人。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。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,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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